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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东林党争是隐没的明亡真相

发布时间:2021-02-03 12:00:32 阅读: 来源:液罐车厂家

揭秘:东林党争是隐没的明亡真相

东林党争概指明末东林党(及其骨血——复社)与宦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在这些党派中,最先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后经“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后,光宗朱常洛即位,东林党因拥立有功而势力大盛。浙党落败,转而投效阉宦首脑魏忠贤。

说起魏忠贤这个人,在羽翼未丰、初得恩宠之时,的确有可称道的一面。看他曾经力排众议、大胆起用辽阳战败后遭受谗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断罢免宁锦一战中畏缩不出的袁崇焕,抛开私怨、违心推荐赵南星、孙承宗等一批能臣干吏,在边关危急之时,毁家纾难的等等作为,就知道为什么明熹宗对他会有“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评价。以袁崇焕的孤忠和耿介,都说他:“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其间虽然有极度夸张的成分,但大抵不会是空穴来风。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魏忠贤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天下万民、江山社稷,仅仅是为了‘阉党擅权’找合法性依据而已。光宗早亡,熹宗虽倚重阉党,然而毕竟东林党已经历朝三代,树大根深,实力之强不下于己,双方虽屡屡冲突,却一时难分高低。浙党新来依附,也是貌合神离。昆党、宣党等中间势力也还在观望。他以宦官之身而居卿相之实,与封建礼法背道而驰,满朝文武与他芥蒂之深,就是拿“离心离德”来形容也不过分。魏忠贤实在不能不有所收敛,以期拉拢人心,并非发自肺腑的“忠公体国,急公好义”。诚如仲甫先生所言:“非为计及目民之忧乐,徒为一家一姓之福祚悠长。”

现在的一些商业文人,为了标新立异、摄人眼球,就去把他吹捧的成仙成圣,不也太可笑了吗?!他在连续获得了昆党、宣党与及部分朝臣、戍边大将的支持以后,所行的罪恶罄竹难书,不是几场政治作秀、几篇锦绣文章就能遮盖的。他利用当时的皇帝明熹宗的昏庸,把持朝政,网罗亲信,更与“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爪牙饕餮放横、并作妖孽,一时厂卫之毒流满天下,致使百姓道路以目。为了巩固地位且兼削弱民智,更将一大批不满他的官员士子弄得惨死狱中(如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等),民间学院也被夷为颓垣败瓦。一大批无耻之徒都先后阿附于他,更有某些阿泱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耗费民财数千万。魏忠贤串联客氏,喋血内廷,任人唯亲,严刑酷法,冒功掠财,箝制舆论,招摇挥霍已为学界共识。当代尤以韩大成、杨欣所著之《魏忠贤传》对其刻画最为穷形尽相。正如《明史》所说:“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就是这帮宵小之徒内外呼应、上下结合,擅权乱政,打击异己,把天启年间的政治局面搞得畸形而恐怖。谏官杨涟弹劾他的二十四大罪状,除个别条陈略显酸腐无稽,倒有一半以上堪称实事求是。“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不正是历代官家所擅长的把戏吗?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执政集团能例外呢?!由是可知,肉食者尚未独霸坤纲、口衔天宪、羽翼丰满之前的所谓“亲民演义”、“英明果决”,正是以后变本加厉去蠹政害民的资本。

一朝天子一朝臣,思宗朱由检即位,魏忠贤失势之后,百姓便满心希望的把未来寄托于当初宦官们杀而未绝、元气渐复的东林党身上。因为早在万历年间,顾宪成、李三才、钱谦益、高攀龙、史孟麟等党魁,就向基层百姓和中下层知识分子画了这样一个大蛋糕:1.我们主张宽赋于民,减轻剥削,以避免“驱民为资”。2.坚决反对矿税的残酷掠夺,要求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3.主张开放言论,澄清吏治,唯才是举,反对宦官干政,希望稳定社会秩序。

这曾一度令我们的百姓仿佛看到了奔向“大同社会”的革命纲领,虽然历时已久,其间多位大贤已然故去,其主张却焉能忘怀?!我们知道“群书治要”里有一句话,叫:“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一个人的言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用技巧来修饰言语;如果是依行为来判断人品,人们就会尽力充实内在的德行。巧饰言语毫无用处,尽力完善德行必将会有所成就。对于个人也好、党派也好,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点是长期经帝王之术洗脑的中国老百姓所欠缺的。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代价一:宽赋于民变成了宽赋于商,部分农民易子相食。东林党作为中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松散的政治联盟,乍一上台,就废除了工商税,可对农业税却是丝毫未减,反而有所暴增。据《明史-食货》载,东林党人得势时期,政府田赋占新饷(新饷亦称辽饷,明朝后期加派的税赋名)的比重约95%,(换句话说,亦即是盐税、关税和杂项所缴之赋不足百分之五)远远高于阉党执政时期的63%和82%。每临前方战事吃紧,亡国之祸在即,皇帝要下令增加工商税时,东林党人必以“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为借口,不向富商巨贾拿钱,反向广大百姓摊派。把明末清初的《西台漫记》、《广东通志初稿》与《陕西志》一相对比,就一目了然了,山主矿主都富得流油(记曰:我吴市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百数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餮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税赋却没有丝毫增加,陕西“八年皆大旱不雨”,朝廷还摊派不断。有的老百姓实在交不上钱了,就干脆被东林党人指为“汉奸”,被罚充军戍边。理由是国家正在对满清作战,这个节骨眼上拿不出钱来等于间接助敌。

代价二:言论自由的主张成了当权派垄断话语权的王牌。明朝末年,有个叫张世则的官员,他为官清正,嫉恶如仇,曾弹劾陕西巡抚贪赃枉法,大快人心。后又弹劾吏部尚书卖官鬻爵,皇帝以挟私议贬,为权贵们所抑10年。在四川做官时,他施恩予泽,取信于白草诸番,一些少数民族纷纷自愿献地捐款,加入石泉县版籍为民。此外,他还富有文才,除公务外,便以著述为事。主要著作有《貂铛史鉴》和《大学初义》。张世则一生仕途不顺,因此对跻身宦达之事也就希望渐消,唯一所愿,不过是《大学初义》能够付梓刊行。然而最终这本书却没能得以出版,差点成了孤本残籍。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是这本书里涉及色情、暴力、恐怖、穿越与及抨击时弊的内容了吗?都没有。是彻彻底底的正能量!归根结底,不过是其学术见解与东林党首脑人物高攀龙相左而已。原来东林党所谓的言论自由,仅仅是指自己可以畅所欲言。草根屁民的见解与我不合,便是间接妨碍了我的言论自由,我就要让你噤若寒蝉。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

代价三:引义慷慨的外表成了东林党人士卖直取忠、贪墨腐败、里通外国的资本。

先说说李三才。据《明史》,李三才于万历二十七年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他在任上惩治矿监税使等害民之官最为得力,曾经几次上疏,言词激烈,谏请神宗皇帝“尽撤天下税使”。对于这样一位一度成为晚明党争焦点人物的封疆大吏,史传的评价是毁誉各半。一方面认为“三才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淮人深德之”;另一方面又不讳言“三才才大而好用机权,善笼络朝士”,“性不能持廉,以故为众所毁”。 关于李三才不能持廉和“用机权”,清人陈鼎撰《东林列传》亦有评述:

(三才)又性豪华,疑不为清流所喜,而结客满天下。(顾)宪成之前,誉言以至,信其才真足办国家矣。或言,宪成过淮上,三才宴之,常蔬而已。厥明,盛陈百味。顾宪骇问,对曰:“皆偶然耳。昨偶乏,故寥寥;今偶有,即罗列。”以此不疑其奢。其操纵类如此。

再谈谈钱谦益(1582年—1664年),此人历任南明的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崇祯十四年(1641年)59岁,迎娶23岁的名妓柳如是(1618年-1664年),致非议四起,婚礼中的船被扔进了许多瓦石。后任南明朱由崧所建“弘光朝廷”的一品大员,当兵临城下时,柳如是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说:“水太冷,不能下”。柳如是“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谦益拉住。史载:“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

这就是南明高级知识分子(东林党)的丑恶嘴脸。平常他人模狗样的教学生“食俭处贫,儒者之常”,让学生啃窝头、吃咸菜,然后自己弄一屋子金银珠宝;告诉学生“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让他们马革裹尸,为国捐躯,轮到自己以身殉节了,臭不要脸的跟妻子说“池子里水太凉了,跳不下去”;天天跟学生叨叨“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所以你找老婆主要得看人品,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就行,用不着多漂亮。然后自己秀一个比自己小三十来岁的小秘,整日介颠鸾倒凤、缠绵床第、风流快活。

读史至此,不得不让人浩叹:在一个充满仁、义、礼、智、信、忠、孝、恭、敏、悌的教条主义政府内,忠诚正直与大义凛然,已不再是什么必备的品质,而是可以用来取悦皇上,蒙骗百官,贪墨腐败,渎乱人伦的资本。

代价四:一味强调自己的“先进性”,党见(禁)日深,排斥异己,士庶合流遭到阻断。东林党主政中后期,屡次下发不准其他党派存在或限制其政治活动的禁令。《明史·崔景荣传赞》云:“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什么意思?就是说东林的壁垒森严,党见太深,凡是不合东林之旨的人,都被斥为“反政府”、“反人类”。黄克纉、毕自严、崔景荣等人,就是因为不肯加入东林党,而受其毁谤攻讦。

我们知道,在专制社会,一个政权的气运存续直接取决于帝王家们的十项基本素质——做人原则、政治号召、管理方法、胸襟气度、谋略判断、品德见识、统御能力、英明智能、执法态度、军事才干,而间接则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所以说如果统治阶级能自觉自愿的推进“士庶合流”,让百姓觉得自己通过努力以后,可以与士族阶级平起平坐,或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百姓能不拼死守卫这个给他带来希望的政权吗?

所以在开明专制的历史时期,我们能看到许多平民百姓、布衣寒族通过“开科取士”而一跃成为当朝宰辅的。比较典型的是李世民时期册封的“十八学士”。(唐太宗李世民在长安城设文学馆,邀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太学博士陆德明及孔颖达、王府记室参军事虞世南和姚思廉、蔡允恭、颜相时、 于志宁、许敬宗、苏世长、李玄道、薛元敬、薛收、李守素、盖文达、褚亮、苏勗共十八人常讨论政事、典籍,当时称之为“十八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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