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曲回寺唐代石像冢是古代烂尾工程_[#第一枪]

在山西大同灵丘县，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曲回寺石像冢遗址”。这些大小不一、形如坟丘的石像冢，据考古发现，目前有51座，其中能准确掌握的有43座，疑似的8座。冢内埋藏佛菩萨数量不一、大小不同，散布各处。曲回寺石像冢群规模宏大，形制独特，是佛教史、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是谁为何造这么多佛像？又因何故把这么多佛像埋进地下？这些问题近年来引起了文物界、文化界、佛教界探究者的好奇，但由于资料阙如，由此产生了种种推测。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依据佛经中关于起塔造像的相关论述，结合当时历史，理出一个大致脉络，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据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蓬庵所作的《曲回寺碑记》记载：“天宝十载（751年）奉诏因建石塔三百六座”，这说明是唐玄宗下旨建造的。帝王造塔的原因很简单，大多是为了祈福。造塔得福是佛陀亲口说的，在《佛说造塔延命功德经》中，佛陀对波斯匿王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决定心，如法造塔……所得功德，无有限量。”

造三百余座石质佛塔，在手工作业的唐代，其工程量绝非三年五载可以完成。工程开始于何时？石塔造成了没有？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曲回寺碑记》中说“天宝十载（751年）奉诏因建石塔三百六座”，笔者认为该碑记记述的是工程决定时间和工程计划，而并非是结果。也就是说，是唐玄宗在天宝十年下令在曲回寺周边建造306座石塔，而非在天宝十年已经建成了这些石塔。冢内有大量半成品佛像等种种迹象表明，现存的石佛冢群并非已建成的佛塔，而是暂时覆藏佛像的设施。

对佛像进行暂时覆藏，在佛经中有明确的要求和记录。《优婆塞戒经·供养三宝品》中，佛陀明确指出“不应造作半身佛像。若有形像，身不具足，当密覆藏，劝人令治；治已具足，然后显示。”因为不完善的半成品佛像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愉快感受，这与造像者崇敬、供养三宝的本意是违背的。所以，如果因种种原因而无法立即造作完成这些佛像，致使佛像“身不具足”，唯一的、正确的处理方式是“当密覆藏，劝人令治”，然后才能公开拿出展示，供人瞻礼。佛陀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记载：有一次佛陀带弟子们出门，路过一个叫“丰财”的园林，“彼园中有古朽塔，摧坏崩倒，荆棘掩庭，蔓草封户，瓦砾埋隐，状若土堆。”这时佛陀“迳往塔所……礼彼朽塔，右绕三匝，脱身上衣，用覆其上。”佛陀的这种身体力行，为我们还原古人如何处理半成品佛教用品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当然，覆藏并非为了永久掩埋，而是为了条件成熟时再次复工完造。这就是为何在曲回寺发现的石佛冢均有石门、通道的原因。

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埋佛是一种常见的礼佛仪轨”，纯属臆断。用埋佛像的方式礼佛既缺乏经典依据，也缺乏实证。其实塔的作用就两种：掩藏舍利遗体和掩藏佛经法宝。曲回寺石像冢内既无舍利，也无经书、经文，从反面证明了石佛冢并非已建成的佛塔，而是暂时覆藏佛像的设施。

那么，这些埋起来的佛像原来准备作何用途呢？根据其形态，笔者认为这些佛像是拟造石塔上的构件，而构成冢体的石条则是原来准备建塔的石材。至于这些佛像形态、大小、雕刻手法不一，是因为用途不同：有的准备用来在塔中供放，这种佛像一般形体大而且用圆雕手法；有的用来做石塔的内壁或外壁构件，这些佛像一般较小而且用半圆雕和浮雕手法。至于这些石像冢内所藏佛像多少不一，是因为各个造塔工地的施工进度不同造成的。考古发现这些佛像“约占一二成的造像比例失调、技艺粗糙”，是因为这些佛像还未来得及完工就被覆藏了，而非工匠雕刻水平低下。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造塔工程中止？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是因为“安史之乱”。但笔者认为，安史之乱仅是导致工程中止的重大可能性之一，但并非唯一可能，造塔前后唐朝在云南、西北、东北地区均有大型的连年战争。战乱频仍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因此，财力不济、工匠被征调从军、朝野舆论反对等都是导致工程主动中止的重大可能性因素。虽然安史之乱不一定是导致造塔工程中止的原因，但却是造成工程未能复工的重要原因。安史之乱达八年之久，此后唐朝又进入“藩镇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国兵连祸结，曲回寺所在灵丘再也没有被唐朝中央有效控制过，而民间力量也无力恢复这项庞大的造塔工程。于是，本来临时的覆藏最终变成了永久的掩埋。

特殊的时代造成了曲回寺大量掩埋石佛像的特殊事件。这其实正好说明了佛家“缘起观”也就是条件决定事物论的正确。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为306座石塔终未圆满造成而遗憾的同时，更应该为这个独特的历史遗存而庆幸，因为它的价值和留给我们的思考可能比一个圆满建成的石塔群还要大。

节能灯汞货源

无尘干磨机图片

船用日标截止阀货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