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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河工官员缘何敢炫耀斗富-【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29:20 阅读: 来源:液罐车厂家

清朝“河工”官员缘何敢炫耀斗富

文/浦江客

清代袁枚写过一部颇有影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作者自述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的自娱之作。《子不语》的材料多数来自袁枚的亲朋好友口述,也有一小部分出自当时官方的邸报或公文,也有采用他人著作的。此书虽记录的多为奇特怪异的传闻故事,但也记载了一些历史事实。袁枚后来写的《续子不语》,延续了《子不语》的写作风格。在《续子不语·卷六》中,袁枚记载了清康熙年间河道总督赵世显与里河同知张灏二人斗富的轶事。

某日,张灏请赵世显饮酒,在树林中张挂了六千盏明灯,高高低低,如银河的星星那样错落有致。张灏又让三百名兵丁持火点烛,用剪刀剔除烛花。整个场面人声喧闹,观看的人都以为很豪华。

半个月后,赵世显回请张灏。宴会上,点的灯有万盏之多,但点烛剪烛花的人不过十来名,整个场面一片肃静。人们都担心这十来名差役不够使用。等到赵世显吩咐点灯,只听飒飒有声,万盏灯火一起点亮,灯火不需要剪烛花而且能通宵光亮。

张灏非常惭愧,但不解其故,于是他用重金收买了赵家奴仆打听内幕,这才知道赵家的灯火是用火药线串连在烛心的顶部,每一药线串连着百盏灯彩,点燃一线则顷刻之间百盏皆明。而烛心又用薄绸子做成,每隔半寸之间就安放一个极小的鞭炮,蜡烛燃烧半寸,鞭炮即响,烛花就被炸飞,因此不需要用人工去剪。

当然,赵世显与人斗富并不是每场都赢的,也有他输的口服心服的时候。《续子不语》还记载了赵世显与盐商安麓村斗富的轶事。某日,扬州的高丽盐商安麓村请赵世显饮酒,十里之外就张灯结彩,光辉像一片云霞。赵世显到了安家,只见东厢西舍尽是珍奇古玩。然而,赵世显就像没有看到一样,一点儿也不感到稀奇。主宾酒足饭饱之后,进入闲室小坐。不一会儿,有两名美女捧着两个小锦盒呈上,说是“小玩意儿”。赵世显打开锦盒一看,只见两只关东貂鼠跃然而出,向他拱手行礼。此时,赵世显不得不叹服地哑然一笑说道:“今日费你心了!”

赵世显何以敢如此炫耀斗富,这和他的职务大有关系。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曾问河道总督赵世显:“河工乃极险之处,看守亦难,今具呈愿往河工效力之人甚多,伊等若无所利,何故踊跃前往?”康熙帝似乎不明白,治河工程非常艰险,可是为什么愿意去的官员那么多。你们如果没有什么好处,怎么会踊跃前往呢?其实,这是康熙帝明知故问,但又不好意思当面揭破“河工”这一美差之“肥”的玄机罢了。由此可见,当时的“河工”已是官员趋之若鹜的“肥缺”了。

河道总督于明代开始设置。为了确保京杭大运河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无阻,明清王朝几乎是不计成本地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给以保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明清政府改变了以前由水政部门管理或由漕运官员兼理河务的现状,专门设置了两套直属中央的京杭大运河地方管理机构——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明成化七年,鉴于运河河道淤塞漕运受阻,明代中央开始设置治河专官,专门主持运河与黄河的治理维护,这些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员被称为“河工”。清代对运河的管理进一步加强,顺治初年,清廷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各一名,作为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的最高行政长官,正式将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纳入官制,二者官秩均为正二品,与其他八大地方总督地位平等。

有清一代,黄河夺淮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泥沙淤积导致的河患频发,特别是南河黄淮运交汇处的清口一带,河工任务特别艰巨。这就使得清廷对河道总督的重视远胜明代,同时河道总督面临的仕途危险性也更大了。当然,风险是与机会共存的。清代中叶以后,河道现状愈治愈坏;每遇河道缺口,朝廷投入很大,要花费大量的银子,同时由于河工修防工程的复杂性、准确审核的困难性、河道漫决发生的随机性等因素,给治河官员的贪冒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因而“河工”就成为得之不易的官场肥缺。据传当时“河工”的起居饮食堪与广东的洋商、两淮的盐商相媲美,而落榜之士及各省所罢之官员亦无不以河工为“金穴”,纷纷钻营求进。

清朝“河工”官员缘何敢炫耀斗富

江苏淮安“江南河道总督部院”遗址

由于“河工”肥缺,治河官员自是生财有道,贪欲难填。而随着腰包的鼓胀,河工的生活也日趋奢华。二品总督赵世显与五品同知张灏炫耀斗富便是最典型的事例。这个贪婪失职、肆意奢侈的赵世显竟在河督任上十三年之久,直到康熙六十年,才被属员告发罢职。二年后,雍正帝执政,为了肃清吏治,对前朝官员进行全面“审计”,将赵世显以“克扣河料,侵蚀钱粮”罪“下刑部狱,家财充公”,后来又发现他在任上曾给江宁织造曹寅、吏部尚书科隆多巨额贿银。

一提起清代“河工”,人们常将他们与“贪冒”联系在一起,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朝中诸贵要,无不视河帅为外府,至竭天下府库之力,尚不足充其用”!在康熙、雍正时,由于河工经费较少,因而没有发生河臣大贪、巨贪事件。雍正帝执政后对前朝官员“审计”时,并未发现赵世显有具体贪冒行为,只是将他在任内逐年支出与前任张鹏翮进行类比,才发现成倍高于前任。但到了乾隆初年,河工的贪冒就很严重了。乾隆十八年,黄河在江南铜山县冲决,乾隆帝认为当地官员在修防过程中“显有情弊”,经调查发现,外河同知陈克浚挪用河银二万五千余两、海防同知王德宣挪用一万八千余两,而核减未完、办料未交之银共计十余万两。乾隆二十一年,又有河臣孙廷钺、舒超等人合伙侵贪河银一案发生。而到了乾隆中期尤其是和珅擅权后,河工就彻头彻尾地成了清代政治腐败的渊薮。

值得深思的是,康、雍、乾三朝帝王也意识到河工们位高权重,可能滋生贪腐,均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对于河工预算中的浮估现象,康熙年间的对策是:凡有修防工程,无论岁修、抢修还是另案大工,必由河道总督亲自勘查确估。与此同时,河督能独立支配的经费却很少,岁修、抢修工程需银五百两以内者即需详细开列各工细数并呈报工部批准。但到乾隆年间,清廷发现这种管理方式存在很大弊端,设若河督与其下属串通一气,相互掩饰彼此的浮估冒滥行为,那身在北京的皇帝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乾隆三十年时皇帝又找来两江总督参与监督,亦即凡有关南河的事务,河臣必须向两江总督详细汇报。然而,由于执行不力,该项制度形同虚设,河工的贪冒仍然屡禁不止。

有史家分析,为什么清朝河工贪冒之风屡禁不绝?这是与当时捐纳制度有关的。首先,河工通过捐纳获得职衔。自康熙始有了《河工捐例》,到乾隆时又将捐纳收入列入正常的财政预算,还颁布了《推广捐复之例》。所谓的“捐复”,是指官吏降革离任、留任后,纳资捐复原职。有史料表明:乾隆以后,中下级河工中有六成以上都是通过“入赀”获得职衔,有的竟升任到总督的高位。其次,河工通过浮报保住职衔。从康熙起曾颁布一个“河工保固条例”,即河员修建的工程有一个保固期,如在保固期内发生质量问题,自两江总督、河督及以下各级河员一体赔偿修复费用的40%。捐纳的河工,又要按《河工捐例》规定,上任后不能领取俸禄,必须经历过桃、伏、秋三汛安澜无事,方可正式授职领取俸禄和“养廉银”。如在三汛期内所辖汛段发生溃决,不但血本无归,还要负担修复的部分费用。因此,河工上下串通一气,往往浮报一倍以上,以备不测。若保固期内安然无事,则浮报银两便入河臣囊中。再者,河工对那些前来巡察的掌握实权或监察的京官,曲意奉承,礼之如宾,来时接风洗尘,走时馈赠“土仪”。如此厚待,便使河工贪冒行为搪塞掩盖。当然,这些额外支出,不可能自掏腰包,其费用自然巧立名目,纳入河工内开支。

河工贪冒之风如何猖獗,以致几代清帝都无可奈何,无怪乎晚清时期的魏源这样总结:鸦片烟乃“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是“国帑之大漏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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