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光鲜之下隐忧重重

然而，仔细观察之下便不难发现，目前的国富，其实存在着多重隐忧。这些隐忧若不排除，不仅国强和民富会遥不可及，就连国富本身也将难以持久。因此，不能不引起重视。

巨额财政收入是国富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而我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在组成结构上存在着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方财政对土地和房地产依赖严重，卖地收入和各类房地产税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二是个人所得税中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承担比例倒置，收入和税收的配比与发达国家正好相反，从根本上扭曲了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的功能；三是财政收入中央集中的比例过高，让中央部门滥用财力成为可能，同时又使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力和其需要行使的职能难以匹配。这些问题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行业依赖严重、房价在高地价的支撑下不断上涨；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消费能力不足进而导致内需不足；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缺乏、很多民生问题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

财政收入的增长依赖于国民收入的增长，我国国民收入现存的一大问题是，其增长速度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财富的实际增长速度，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投资建设行为并不能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有的甚至还有可能使既有的社会财富受到损害和破坏，像上马过剩产能、楼盘烂尾、开发区半途而废等等，就是典型例证。更何况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而在国民收入这一指标上弄虚作假。由此可知，尽管表面上我国财政收入只占国民收入的20%，比例好像并不高，但实际上社会财富通过财政税收等方式集中到国家手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这一比例，这也就意味着，社会民众对于国家的贡献和承受的负担也要远远高于这一比例。社会民众负担过重是抑制其收入水平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大家不可不察。

国家手中的财富最终要通过各级政府部门来支配使用，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一些政府部门已演变成为一个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它们依靠手中的权力可以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使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这方面只要看看一些地方把那些按照豪华大户型标准建设的住房以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卖给所属公务员这一典型现象，就可以推测国家财富通过这种途径流失的程度。更何况除了这类公开的集体分肥之外，还有各种暗藏的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行为，其吞噬的国家财富又会有多少，大家不难想象。目前这已成社会焦点，民愤极大，政府公信力也由此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国富意味着政府部门拥有更多的财富分配权，由于“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比，效率上总是不占优势，因此，过多的社会财富通过政府之手进行二次分配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我国各级政府之所以长期存在着难以遏制的投资冲动，除了追求自身政绩表现的内在需要外，也与其手中拥有过多的社会财富有关，因为正是数以万亿计的财政收入才为各级政府实现投资冲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种投资冲动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加，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导致了产能的过剩和资源的浪费。

有论者认为，政府拥有巨额财富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还富于民，使国富逐渐转化成民富。这种愿望固然不错，我国政府部门在这方面也确实一直在进行着努力。然而，从社会公平和效率来讲，与其通过先征税然后再进行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提高社会民众的福利水平，不如直接通过减税等方式来藏富于民，因为税收的征收和财政支出的划拨都是需要成本的，更何况在这个循环过程中还存在各种“漏出”的可能。这些成本和“漏出”不仅会耗费社会财富，而且还会带来腐败和不公平，所以应尽力避免。当然转移支付也是不可少的，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只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着眼而不知道正确运用财政收入手段来达到改善民生、提高社会公众福利水平的想法和做法。在目前宏观经济尚未完全稳定而财政收入又创新高的形势下，减税肯定比增加转移支付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从理论上讲，国富应该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之上，因为民为国之本。而我国目前情况却并非如此，国富但民不强，这实在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必须尽快扭转。扭转的根本途径在于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分配要向个人进行倾斜，同时要加大对个人收入差异的调节力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要确保个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使其在国民收入之中的比例逐渐恢复性提高，使社会民众能真正走上富裕之路。民富了，国富的基础才会稳固，国富也才有实际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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